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适应伦敦的生活。
田鹭洋是个自由摄影师，平时会带我去河边散步，或者逛当地的艺术展。
他从不逼我谈过去，只是偶尔会在我发呆时，递给我一杯咖啡，或者讲个冷笑话逗我笑。
渐渐地，我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平静。
没有许凌川的冷言冷语，没有白穗的挑衅，我终于可以喘口气。
但平静没持续多久。
一周后，我收到一封来自许氏集团的邮件。
发件人是许凌川的助理，内容冷冰冰：薛女士，许总要求您即刻回国，处理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。
如您拒绝，将承担法律后果。
我冷笑了一声，关掉电脑。
许凌川以为，他还能像过去九年那样，用威胁逼我低头。
可他忘了，我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听话的薛嘉慧。
我联系了翟威律师，询问离婚协议书的进展。
翟威告诉我，协议书已寄到许氏集团，但许凌川拒绝签字，还扬言要起诉我“恶意抛弃婚姻”。
我皱起眉，问：“他有什么证据？”
翟威语气平静：“目前没有实质证据，但许氏集团的法务团队很强，他们可能会从你的财产转移入手，制造麻烦。”
我想起自己转到海外账户的那笔钱。
那是我的私房钱，九年来，我从许氏集团的红利中一点点攒下的。
许凌川从不管这些，他以为我只会依赖他。
现在，他却想用这笔钱来威胁我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翟威说：“继续推进离婚程序，至于许凌川的威胁，我会处理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这些年收集的许氏集团财务数据。
作为总裁夫人，我接触过许氏的核心账目。
我知道，许凌川这些年为了扩张，挪用了不少家族信托基金，还通过白穗签了几笔高风险投资。
这些，都是他的软肋。
